本书现在常熟零距离微信公众号上推送连载,每周六更新,欢迎关注 [复制链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TA的帖子:
发表于2016-9-18 13:33:34 查看: 58217 回复: 141
    今天是918,听着外面警报声声响,刚好老爸让给他写的书加印20本,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想把这本书贴出来,让大家看一下,看看做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的生活轨迹,也是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的,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把我们上一代的生活的点点滴滴,讲给大家听。说句实在的,好多的事情,如果不是看了我爸写的书,我也不是十分了解。这个是我爸过完60岁生日后着手写的,文章是写在笔记本上的 是手写稿,老妈是从来没有摸过电脑的,从开始学拼音(她们上学的时候,学的拼音和现在的不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到电脑中的。之所以说是敲,因为老妈打字的时候,根本就不会什么指法,就是一个拼音一个文字的打击出来的。我说要帮忙打字,老妈都没让。所以,为了老爸老妈的这份执着,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历史,了解我们父辈的经历,我决定把这本书贴出来,希望大家能耐心的看下去,书有点长,需要连载,我会每天更新一些,谢谢大家

评分

参与人数 2金币 +5 人气 +5 收起 理由
清雅369 + 3 + 3
zzubbs + 2 + 2 发帖辛苦,加分鼓励

查看全部评分

西彦 2016-12-10 12:58:05 进行了修改
西彦 2016-12-4 12:38:18 进行了修改
西彦 2016-10-16 10:13:11 进行了修改
西彦 2016-9-19 11:55:33 进行了修改
西彦 2016-9-18 14:44:37 进行了修改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8 13:44:11
                             我的六十年

开篇


    “祝您生日快乐!祝您生日快乐!……,”在烛光映衬下、在众多亲人、小辈的期望中,我们俩六十岁的生日晚宴,充满着温馨和幸福,脸上写满了幸福与喜悦。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我真是一个幸福的“老头”。六十年!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充满着期待和回忆。我们在光阴中渡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既平淡又充满着刺激。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我们的生活也存在着无限的遐想,不由得感慨万千。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无所作为,总要为后辈留下点什么,才不虚度一生。
    祖国和谐,家庭和睦,生活在和谐开放的日子里,充满着幸福和安详。回到家中,把儿子媳妇送的“寿”字条幅挂在墙头,儿媳妇亲手绣的“百寿图”十字绣镜框挂在墙上,我感到幸福极了,我是到了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了。我在心中暗暗问自己:你的大半生虚度了吗?你为社会做了些什么?你能为家庭留下些什么?渐渐的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打算在我心头盘算着,我要拿起笔来,把我的前六十年,用叙事的手法讲出来,不光是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琐事,还有社会的变迁和繁荣,她彻底的改变着我的一生。晚上我躺在床上,过去的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地、久久地总挥之不去,浮想联翩、彻夜难眠。我现在彻底退休了,有大块的时间供我思考,供我写作,不管写的如何?写到何时?只有时间记录着一切。
    我要从哪些地方下笔呢?总得有个前后顺序、有个章法吧!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一幕幕就会浮现在我的面前,挥之不去,并且越来越显现了。六十年的岁月,她记录着一个时代;一个人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一个城市由贫瘠、落后到成长、发展、繁荣的整个历史阶段,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唉!不管我从哪里下手去写,总会涉及到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变故、亲情的加深、爱情的升华,我感到十分的欣慰和满足。好了,不说那么多的闲言碎语了,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开场白吧!
    喔,想起来了,我的家庭说起来还真有些复杂呢。郑州呢,算起来是我的第二故乡。有人说,郑州是座移民城市,比深圳早五十年。郑州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她的资历和历史可以追溯到360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六十年的发展,经历了她的成长和辉煌。我的家庭有事可写,我所在的城市有事可说,现在让我慢慢地一点一滴来从头说起吧

西彦 2016-9-19 12:06:25 进行了修改
西彦 2016-9-18 14:45:36 进行了修改
西彦 2016-9-18 14:45:16 进行了修改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8 14:18:57
儿时的梦

    我的老家是江苏省常熟市(1955年以前为县级市)后来随着行政区域的变更,常熟变成了常熟县,改革开放后又变成了常熟市的称谓。常熟市,人们一提起就会随口而出,沙家浜的地方。是的,我也感到有些自豪,那儿的确是一个美丽的江南名城,优美的水乡。
    我的老家就在常熟虞山镇颜港街上,一家傍着颜港河生活的普通的人家。九年的生活,她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和思索,使我久久难以忘怀。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常熟虞山、颜港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短短的九年,她使我十数次的返回故乡,去追寻儿时的欢乐记忆。
    我的家是临颜港河的一座老房子,房子一直是租的。清清的河水在门前流淌,石子路、石头的台阶,房子简朴而又幽深。进门是我家的小店铺,店铺后面有一个天井,满地的青苔,显得阴暗而又潮湿。过了天井,就是有一个大灶台的杂物间,我们江南当时做饭的大灶才算大呢!烧稻草的大锅大灶。我最喜欢我母亲过大年在灶上蒸年糕,那个香啊!直引得我们一群小孩子流口水。大灶间的后面才是我们的住房,左右两小间,充满着温馨和快乐。我的父亲任洪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美男子,年轻的父亲显得清瘦而又英俊,他是颜港街上一名远近闻名的理发师傅。每天店铺的门早上一打开,经常不断的有老街坊、进城的农民光顾我父亲的理发店。我对父亲的印象非常好,他很爱我们几个孩子,在他身体好的时候,他经常带着我(当时五六岁)步行走过后弄堂,穿过茭白田、走在乡间的田埂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就是锻炼身体的一种形式),这时的我沉浸着幸福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我亲热的依在父亲身旁,小嘴里一直问这问那。看着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我的心情也随之兴奋起来,又蹦又跳,每次我父亲看到这些就会露出幸福的笑容。
    我家是颜港街上的老住户。据我姥姥李德华讲,我父母结婚后一直住在这里,大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就在这里了。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唉!由于小日本侵略,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死活,生活非常贫困,我父母亲带着俩个孩子艰难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我的母亲李瑞英,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她麻利,性格开朗,与街坊邻居关系相处的很好。她讲起话来十分动听,乐于助人,我母亲的容貌在颜港街上也算得上一个美娘。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碌,做好早饭,她自己匆匆吃上几口,拿着一个带提手的饭盒,就到城里的织布厂上班了。我听母亲说:她在解放前就进资本家开的织布厂上班了,大概不到十五岁。
    儿时的我生活在这样家庭里,从小就接受着生活的熏陶,继承着父母勤劳的美德。在我五、六岁时就会在灶台烧火、在家扫地、上井台拿小桶打水……。我是一个勤快的小孩,在颜港街上,街坊邻居经常“小三、小三”的叫我。有时候和街坊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跳房子、滚铁环”,我们门前的街上是石头路,滚铁环还真要有一些功夫呢!夏天,颜港河每年都涨水,一般都涨到石头路边,这时大人们都把小人儿看得很紧,下河游泳是绝不允许的。我小的时候胆子小,加上家里大人不让我们小孩游泳,所以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在刘昌纯老师的指导下,才勉强学会了游泳。
    最让我们小孩高兴的是在河里涨水将退时,在我家西边竹行铺的竹排上(竹排是固定在河边上)用马尾打活结吊虾玩。唉呀!那真太让我们高兴啦!五十年代初的颜港河,水清、鱼虾多,在河边经常看见一些老渔民用扳网网鱼。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看渔民扳鱼,有时一看起来就忘了回家吃饭。傍晚的时候,小鱼比较多,扳网起网的速度要快的多。那时的颜港河里经过的小船比较少,河水没有什么污染。
    我们怎么来吊虾呢?涨水后,虾最喜欢在河边上趴着,尤其在竹排的空档下可多了。这时候,我们几个小男孩趴在竹排上,眼看着离竹排有一尺左右的水面,把家里马尾拂尘掸上的马尾揪下几根拿在手里,一头挽上活结,慢慢地把马尾伸到水里,这时候,大虾就会被马尾活结套住,往上一提,一只活生生的大虾就会被吊了上来。那时是我们小伙伴最开心的时候了。
    颜港河,宽不过二十多米,河水清澈,不时有运输船、打渔船通过,通过时,河水拍打着岸边哗啦啦响。一般路过的船都不大,在那木船上,撑船工用竹篙撑船从船头跑到船尾,成了当时颜港河上的一道风景线。我经常站在河边,看着小船摇桨人的身影,久久地、久久地难以离去。
    颜港河也有枯水的时候,那时的河水在水站上的台阶(就是居家门前,为了方便用河水专门修的用水小码头,台阶一直修到河底)下去五、六阶,有时连河底的石头都看的见。
    我见过两次颜港河排空的情景,那也是不容忘记的,大概在一九五三年一次、一九五六年一次,具体的做法是,政府组织民工,疏通城市河道,在上游闸上下闸,关住河水不下泄,(我们常熟的河道和城南湖都是相通的,河水全都是活水)一夜的功夫,需要挖河的河道就干枯见底,这时候也是我们几个小孩最高兴的时候了。我们沿着水站的台阶下到干枯的河床里,跑着捡篙头、废铁,有时在高低不平的小水坑里抓小鱼和小泥鳅。那时候民工挖河,没有什么机械,全凭人力肩扛、用抬筐抬,一般挖河在一星期左右,达到工程要求,就会开闸放水,清澈的河水泄满河道,这也就恢复了颜港河的一切功能。
    颜港河是一条美丽的小河,柳荫树下,柳枝低垂,河水清清,我们就在她的身旁成长。
    我是1947年8月25日出生的,我前面说过,我上面还有一个大姐、一个大哥。听我母亲讲: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姐姐就因病无钱治疗不幸夭折了。哥哥打出生后,体弱多病、经常吃药,他比我大四岁,最后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痨,在我上小学的那一年,大概是1956年初夏的日子,也不幸病故了。当时我父亲心情十分悲伤,流着泪水,在棺材铺钉了一个小白皮棺材(就是没有油漆的木板棺材),草草下葬。去葬我哥哥的时候,我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家大人在邻居的帮助下,雇了一艘小船,把我哥哥的棺材抬上小船。我大哭一定要送我哥哥,我父亲也就允许了。    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小船,在船工摇船拍打河水的声音中,小船开出了颜港河,经过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两个小时),小船开到一条河叉的小岛上,几个大人忙碌着在荒岛上挖了个坑,草草地把我哥哥的小棺材放下去葬了。从此以后,我永远失去了亲爱的哥哥,我是一路哭着回家的。
    我的家是清贫的,那时候谁家都有好几个孩子,一到傍晚,整条街上到处都是孩子们玩耍的身影、嬉戏的打闹声。
    我父亲所开的理发店铺,也是在我姥姥的资助下才得以开张。除了我父亲外,经常在我家理发店工作的就是在后石圾住的祖伯伯了,我们都是这样叫他。他比我父亲大,平时他对我们几个小孩都很好,我们也比较喜欢他,每天早上从他家走十几分钟到店里上班。我记得理发店所得钱款,我父亲和他每天清账,一直到我们1956年来郑州结束。
    我爸爸这个人,没有什么脾气,一切顺从我妈妈,我从小就比较怕我妈妈。1949年10月有了我的大妹妹,1952年有了我的小妹妹,1954年又有了我的大弟弟,一家人靠我父母亲微薄的收入,难以养活我们兄妹5人。我们家由于父亲长期患肺结核病,要吃营养药,伙食上我母亲也比较照顾父亲,有好吃的东西就会给我父亲吃,我们几个小孩也很听话,从不争吃争穿。
    1954年我有了大弟弟满林后,我父亲的肺结核病就十分严重了,当时我大哥也病在床,我大妹妹美娟从小发髙烧打针打坏了腿成了残疾,我们家真是祸不单行,倒霉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把我们这个家快压垮了。我在家里算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孩子,我非常听爸爸妈妈的话,经常帮大人干活。什么生小洋炉(理发店烧水用的),那时候烧的是煤球,煤球烧起来非常困难,经常为了生洋炉弄的满脸黒乎乎的,混身冒着汗,有时还得挨大人的骂。每天早上就被我父母早早叫起,母亲忙着做早饭,我匆匆洗了脸就帮家里提水,下理发店铺板,扫地……,反正有活我就学着干,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有时我妈妈也摸着我的头,无可奈何地对我讲:“他们(指我哥哥、妹妹)不能干活,全家只好依靠你帮我干点活了,我也是没有办法,我还得去上班挣钱养活你们,你只有多干点活了。”我这时候也就没有什么怨言,家里只要有活,我就比较主动去干,我也就成了我家的小大人。
    在1956年上半年,我们家又发生了一件让人无奈的大事,直到现在还让我们兄弟南北分离、遗憾终生。

评分

参与人数 1金币 +2 人气 +1 收起 理由
ぐ黑い╃礼 + 2 + 1 喜欢,这个可以有!

查看全部评分

西彦 2016-9-18 16:17:27 进行了修改
西彦 2016-9-18 14:47:05 进行了修改

使用道具 举报

大一
粉丝
-
积分
1119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8 15:10:49
一字一字的看完了,那个时代活着就是幸福,小时候也常听爷爷讲以前的事,特别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时候吃大锅饭,经常会有饿死的人被抬出去。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8 18:26:52
    前面我说了,我们家在1956年以前那几年,是多灾多难的艰难岁月,老的有病、小的也有病卧床不起,一个妹妹还有残疾,我母亲一个人挑起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快把她压垮了。我父亲虽然开个小理发店做点生活,但由于长期患肺病,一个月也坚持干不了20天的活。啊呀!那个难呀压得我妈妈整日抬不起头来,那有什么法子呢?依靠亲戚朋友帮忙也不现实,况且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亲戚。打我记事起,我家只有一个姥姥(我们叫她好亲婆)李德华还来家看看。听我妈妈讲:她与好亲婆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我好亲婆解放前一直在上海纱厂工作,很少回常熟,我姥爷是干什么的,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反正不是在解放前死了,就是跑了。我好亲婆从来没有在我们小辈面前提起过,我好亲婆只有我母亲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听我妈妈讲,原来我有一个舅舅在解放前就死了)。
    按理说,他们母女俩的感情应该很融洽,其实不然,我的好亲婆在我母亲陷入困境时,没有全力的相助(话也说回来了,有时候经济上也有些资助,有时也来家看看),但她们母女俩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我姥姥原来一个人在上海生活惯了,爱清静、爱干净。她在常熟城里和平里街上居住,和一个在上海的婆婆两人合住一套有阁楼的房子,有时我也上我姥姥的家里住几天。
    我为什么独受好亲婆的锺爱呢?我父亲姓任,我母亲姓李,在解放初期,一个小男孩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为什么会改姓李?随母亲姓,这有什么起因?当时我小,也是一头雾水,随大人叫我李锦权,直到我上小学,没有一个人叫我任锦权的,话还得从我妈妈口中才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前面说了,我母亲和姥姥的关系不好,原因是什么呢?我母亲讲:我爸爸家里很穷,我爷爷是做裁缝的,解放前就死了。我从来没有听我妈妈讲过我奶奶的事情,反正我父亲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在解放前,穷人的孩子没有办法才去当理发师傅的徒弟,当时称理发的为“下九流”,我父亲13岁就出来当学徒,受尽了生活的磨难。在抗日时期,日本鬼子占领了常熟城,小鬼子在街上无恶不作。听我父亲讲:有一次,有俩个日本兵到他师傅开的理发店来理发,我父亲给小鬼子洗头时,不知是水有些热,还是肥皂水迷住了眼睛,抬起头,伸出手“啪、啪”两耳光就打在了我父亲的脸上。我父亲当时痛的两眼直冒金星,摔倒在地,泪流满面也不敢哭出声来。反正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受尽了苦难。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父亲遇到了母亲,俩人一见钟情,经常来往,我姥姥就有些不高兴了,劝说我母亲不要和我父亲来往,我母亲不听,执意要嫁给我父亲。听我妈妈讲:当时她与我姥姥关系闹的很僵。我姥姥发狠话:“你要有什么难处,别哭着回来找我。”就这样我母亲不听我姥姥的话,和我父亲生活在了一起,所以,我姥姥非常生气,不理会我母亲的婚后生活,母女俩的关系由此结下了矛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俩关系不好的内在原因。
    时间在延续,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们家有了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重担的确压得我妈妈喘不过气来,但也炼就了她倔强的性格和独立做事的能力。
    儿时的我,也替母亲分担着繁重的家务事。常熟城是一座美丽、古老的江南名城。进城走在弄堂的石子路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年代久远的跨河石桥、明代时期的水井,高耸入云的颜港方塔,是这座古老江南名城的标致性古建筑,据推测有千年之久。城内城外、小桥流水、古朴民居、挑角的房沿、雕空的窗棂、三进三出的富家大院,显得庄重而深不可测。往西一眼望去,虞山连绵十几里,山顶上的清风亭隐约可见,这山在江南并不算高,也就是海拔三、四百米。俗话说的好,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西山上的兴福寺,是常熟的千年古刹。我小时候也去玩过,跟大人一起去兴福寺烧过香。进得深山,古老的寺院大牌坊显得阴森而庄重,进到寺里,香火正旺。一群群善男信女们上香、跪拜,如入无人之境。
    爬上虞山顶,整个常熟城尽收眼底,城南一大片湖水一望无际。城南湖、昆四湖、阳澄湖,数不清的河湖港叉、石桥飞架、舟船竞渡,真是一座美丽的江南名城。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常熟的山美、水美、人也美。
但我们家确实遇到了迈不过的台阶,生活的磨难迫使我们家快过不下去了。
    在1955年的夏天,我父亲的肺病是越发的严重,哥哥锦发卧床不起,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总不能一直不走进学堂上学吧!我大弟弟满林(这个名字还是我姥姥起得呢)才一岁左右,我经常要带大弟弟,还要帮家里干活。小小的我经历了家庭的磨难,也炼就了我老实、善良、勤劳、听话的性格。
    有几天,我很少见的姥姥频频来我家找我父母商量事情。大人嘀嘀咕咕,瞒着我们小孩。我问妈妈有什么事?妈妈说:“你们小孩不要问大人的事。”我只好抱着大弟弟到门口去玩,但我的耳朵光想伸进屋里听大人们的谈话。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有人带来一男一女两个乡下人到我家。当时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还想是我们家的那门子亲戚来了。我抱着大弟弟,在门口晃来晃去。大约过有一顿饭的时间,大人们话说完了,我母亲把那两个乡下人送到门口,他们就走了。我见我母亲脸上很难看,顺手抱过我的大弟弟满林搂在她的怀中。后来我们吃了饭后,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母亲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由于生活负担沉重,我母亲讲:“五个孩子,我实在带不动了,准备送给人家一个小孩,我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你们活下来。”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确是母亲最大的负担。每天早上醒来,叽哇乱叫、要吃、要喝,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又过了一个星期,我母亲讲那家乡下人看中了满林,要带满林走。原来我母亲是想把我的小妹妹美琴送人家的,人家看了说,女孩子不要,非要男孩子。当时,有三个男孩,我哥哥锦发、我、还有就是我可怜的大弟弟满林。把我送给人家不现实,因为在我姥姥那里也行不通。为什么呢?事情还得从我为什么姓李说起。
    由于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兄弟姐妹,两人结婚时都是孤身一人(也就是现在的双方均是独生子女),我姥姥早就立下规矩,在有了我后,一定要我改姓李,随我母亲的姓,这样才能使我姥姥感到李家不绝后,今后也好有个照应什么的。我父亲当时也没有反对,所以我本该叫任锦权的,现在改姓后就叫李锦权了,一直叫到现在。
    所以三个男孩子,只有把最小的满林弟弟送给人家收养,才能解当时我家之困难。
    咳!我可怜的满林弟弟,就要与我们家从此分别了。当时我们谁也不愿意我弟弟叫人家抱走,我们几个孩子跪在父母的面前哀求,不要让弟弟走。我们嚎啕大哭,央求父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也无济于事。
    一天,我母亲收拾好我满林弟弟的小衣服,乡下人撑来一只船停在颜港河我家的门口。在众多乡亲、乡邻的无奈相送下,在我们嚎啕哭叫被邻居拉牢的情况下,我的大弟弟被乡下人抱走了。从此,亲兄弟分离,母亲当时病了三天三夜没有起床,我们一天多没有吃饭。我可爱的弟弟走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家,当时也就一岁多。
    我的大弟弟满林被送养的那一家,住在常熟市藕渠乡,一个普通老实的农民家庭。小夫妻俩结婚几年不会生育,才领养了我的大弟弟满林。我大弟弟满林到乡下家中改名根宝,由于这家男的姓季,所以满林就叫季根宝了。几十年来,他也经历了养母在1960年得浮肿病去世,养父又娶后娘,他本人得血吸虫病开刀,差一点死去。
    经历了非凡的磨难后,长大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我们虽然天隔一南一北,我只要每次回常熟,都要去我大弟弟满林的家中小住以叙兄弟之情。有关我满林弟弟的事情,在后面的自述中还会不断地提起。
    送走了我的大弟弟后,我们家就剩下兄妹四人。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我母亲就让我去上学了。人家是七岁上学,我整整晚了一年,八岁才上了一年级。在我走进学堂时,我比别人家的孩子好像懂事,听老师的话,帮助班上值日扫地,爱护班上的公物,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赞扬。我所上的小学是颜港小学,对当时老师的印象已经完全淡忘了,但有一件小事深深地记在我的心中。一天刮风下雨,在我们小学门口两旁各种了一棵小松树,大概有我们小孩一样高。我那天早上上学去得早,忽然看见学校门口的一棵小松树歪倒了,我就好心跑过去把小松树扶起来,用脚正把小树周围的松土踩紧时,这时有一个小朋友不了解情况,告诉老师说我在毁坏小树。当时老师跑到学校门口,一见我的动作,就明白了我的用意,对那个同学说:该同学是在做好事,他在扶正小树,我们应该向他那样,把小树扶正种好,让它与你们一起茁壮成长。事情虽小,但由于看法了解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人的认识也就如此。我也并不怨那个不了解情况的小伙伴。
    五十年代的常熟城,平静而又平安,物质供应还比较便宜,社会治安也非常好。常熟不通火车,只有汽车通达上海、无锡、苏州,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水路。因为常熟城水网密布,水运码头比比即是,要想外出坐小轮船、小木船又比较方便。但是,在我九岁以前,我没有离开过常熟城,更没有坐过小轮船。我儿时总有一个愿望,我要能坐上小轮船、长途汽车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那该有多高兴呀!什么苏州、无锡、上海等等……,一直在我儿时的脑海中闪现。
    平时,外面进城去大都走路,通往大东门的路都是沿颜港河的石子路。路上大都有街巷走廊,下雨天也不用担心淋着雨。一般走到城门口才打伞。我经常去的地方是河对面的方塔(现在是方塔公园),方塔在当时,是有一圈短围墙围着的不大的一个院子,里边比较阴暗,我和小伙伴们只要不上学,最喜欢到方塔弄里去玩捉迷藏的游戏。我印象最深的是高耸入云的方塔和方塔旁边的一棵千年古银杏树。据老辈人说,当时建方塔时栽的银杏树。这棵树两个大人都围抱不过来,挺拔而高大,在我们当时小孩眼里,这棵古银杏树就是一棵神树,它是方塔的保护神。当时的方塔,显得陈旧破败。五十年代初期政府没有能力修墡,院子白天市民可以随便进,不收费。残缺的矮围墙,破旧的大院门显得十分冷清。方塔是一座神塔,它能化险为夷保平安。1955年的一天晚上,闪电、雷声交加,大雨如注。忽然街上人声沸动,都叫喊着,方塔着火了、着火了,快起来看。我们当时还没有睡下,从屋里跑到大街上,隔河相望,只见方塔顶上一团大火,烧得挺吓人的。大人们都说这下方塔要遭殃了,可能大火把方塔烧塌了。但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眼望方塔上方,完好无损,塔顶四周挂的铃铛随风叮当直响。因为当天晚上的大雨很快就把闪电打着的大火浇灭了。哇!真是老天保佑,方塔平安无事。方塔是我心中的神塔,也是常熟城的标志性建筑。每当我看着方塔,就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她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她陪伴着我的大半生,保佑着我一路走好。现在回想起来,犹如在眼前。方塔在政府的无微不至地关怀和修缮下,现在专门围着方塔扩大了面积,建成了雄伟壮观的方塔公园。我每次返回常熟时,总会旧地重游,思绪万分。
    常熟是一座美丽的江南水城,她虽然不像苏州那么优美,但也是在水上建起来的小城镇,她古老而又引人向往。
    五十年代的常熟城,河清、水清、人朴实,物资并不丰富,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居民的收入很微薄。常熟城没有很大的工业,一般都是手工式的作坊充斥着街巷。城里有几家较大的染织厂、织布厂,也是解放后私人企业经过公私合营改造成当时政府的国营企业。我母亲解放前就到资本家的织布厂工作,临解放时,家里孩子多,后来就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到1952年又到新虞布厂做穿筘工人。
    当时我母亲月收入大概20多元,加上我父亲每个月在理发店做生活也有30多元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50多元。一家六、七口人,就这么点生活费,可想而知,生活过得贫困而紧张。平时肉和鱼、虾是不买的,虽然价格不高,但贫穷的人家还是吃不起的。平常我们吃的是黄豆芽、草头(一种很好吃的蔬菜),茭白我们还是吃得起的。过年过节,才买点肉、鱼,改善一下生活,我最希望过年了。我们常熟城里居民对过年也很重视,年前就买好江米,磨粉在大灶台上蒸糕,每家都蒸很多年糕。年糕蒸好凉在竹编上,还专门抹上红颜色,以示喜庆。邻居过年有相互送年糕、送年礼的习惯。我们小时候可以经常吃到各家各户做的年糕,花生和瓜子。我母亲最喜欢嗑香瓜子了,过年几天是我母亲最高兴的时候,嗑着香瓜子和邻居们拉着家常,很有悠闲自在的味道。这是一年中我看到母亲少有的几天高兴的日子。

使用道具 举报

普通小白领
粉丝
-
积分
2340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8 19:13:46
兔子前排先占个座先。。。

使用道具 举报

大二
粉丝
-
积分
1262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08:57:02
我也是来占座的,啦啦啦

使用道具 举报

普通小白领
粉丝
-
积分
2305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09:05:41
占座赏读 ~~~~~

使用道具 举报

禁止发言
粉丝
-
积分
1372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10:15:59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11:23:43
谢谢大家喜欢,今天继续更新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11:27:53
    有时候家里在螃蟹上市时,也偶然买一、两次螃蟹清蒸着吃。那时的螃蟹都是乡下农民清晨挑担进城到街边卖的,一串螃蟹五、六只也才七、八毛钱。一个家庭一般是买一串,最多买两串,让小孩子尝尝鲜。当时我们吃螃蟹,一个是清蒸着吃,还有一种吃法是把螃蟹洗干净,活活用刀劈成两半,沾上面粉在油锅里炸一下,红烧着吃。啊呀!那个香呀,真叫我们口水直流。我最喜欢我姥姥乡下的外甥女进城啦,她们在顶山村住,进城到我姥姥家看望总会带些鱼、虾,我姥姥总把她们带到我们家,我母亲就烧菜做饭招待她们。我们小孩子也就跟着沾光,可以吃到鱼、虾了。我们常熟鱼肥品种多,特别有一种鱼叫鲥鱼,它肉细、刺多、鲜美,吃过鲥鱼的人,很长时间忘不了它的那个鲜味。我到郑州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鲥鱼了。
    我父母亲的关系很好,很恩爱。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英俊小生,不太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脸,头上留着分头,梳的油光锃亮。他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有空闲下来,就见他拿个小梳子在梳他的头发。我母亲在年轻时,我父亲还经常给她烫烫头发,更显的年轻漂亮,也可以遮盖繁重的家务给她带来的烦恼情绪。我们只要一看到我父亲给我母亲烫头发,我们都跳着、高兴的拍着小手,都说妈妈真漂亮。当时烫头发是用火钳子在炉火上烧红,在水里沾一下,理发师付手法麻利在女同志的头发上烫出卷来。那是要有很高超的烫发技术的,不然头发烫焦了,烫不出效果,那叫烫头发吗?我经常没有事时,看我父亲在店里熟练地给女顾客烫头发。我父亲的烫发技术在常熟城颜港街上也是一流的,街坊上要漂亮的女顾客经常找我父亲烫头发。越是快过年,我父亲的小理发店生意越好,经常忙到晚上很长时间。和我父亲搭伙做生意的祖伯伯烫头发就不敢做,他就是用刀剃光头做的好,顾客感到很舒服。
    我父亲只要走在颜港街上,街坊们都和他亲切地打招呼。我父亲对人热情,所以带来了很好的客源。我母亲这个人与街坊邻居十分相处得来。每天上街走路都比较快,干什么事总是雷厉风行,个性很强。在家里,一起都是我母亲说了算,我父亲任何事情都顺着我母亲。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父亲吃,并经常对我们小孩讲,你们爸爸身体不好,需要营养,要让他吃好才能有劲做生活,你们还小,吃好的日子在后头呢。我们几个小孩一般很听我母亲的话,吃饭时从不主动夹菜吃。我爸爸最喜欢吃肉菜,他经常夹肉给我们吃。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们家的生活与其它邻居一样平静而单纯,一切为了生活而奔波着。沉重的生活负担磨练了我母亲坚强独立的性格,她的一举一动决定了我们整个家庭今后的命运。
    解放后的常熟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经历过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也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初步的影响。因为那时候我们人小,还不懂得很多事情的经历和由来,总感到常熟城在一天天变好、变平安,这在平常人们的脸上能看得出来。大家都在努力地为建设新社会而贡献着力量,街上经常是锣鼓喧天,秧歌队经常在街上欢快地经过。我母亲在厂里也是一个文艺活动分子,她给我们讲,她经常参加厂里组织的集体活动,经常得到厂里领导的赏识,她还参加过“活报剧”的演出呢!她工作积极,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都能按时完成。
    时间到了1956年的初春,年刚刚过完,有一天,我母亲回到家里给我父亲讲,厂里要挑选一批生产骨干去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地点是河南省郑州市。我母亲非常想报名参加,回来就找我父亲商量来了。我母亲对我父亲讲:“我非常想报名去支内,不知道你能支持我吗?”我父亲想着眼前的家景,这也许是暂时摆脱贫困的一个好办法。据当时政府的有关政策,对去支内的工人有一定的生活补助。我妈妈就是一个比较坚强的女性,她得到了我父亲的肯定支持后,在顾不得我姥姥极力反对的情况下,在邻居们十分不理解的目光中,我母亲依然带头报了名。决定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内地建设,做一个新社会第一批开拓者。
    由于当时启程时间比较紧,从动员报名到出发也就是不到20天的时间,所以我母亲当时非常忙,安排家中她去支内的一切。她专门去城里请我姥姥来照顾这个贫困交加的家。据我母亲讲,由于她态度坚决,非要去郑州支援新厂工作,我姥姥尽管不高兴、不同意,但也没有办法,就同意回来帮助照顾我们家。
    据当时领导的安排,原则上是北上郑州,暂不带家属。我母亲为了减轻我父亲对小孩的负担,向领导要求带走一个孩子。后来厂领导同意了我母亲的请求,在征得郑州招工方面领导的同意后,我母亲与我小妹妹美琴于1956年5月份,随支内的常熟几个织布厂的工人一起,踏上了支援内地——河南省郑州市。来到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新建的现代化纺织厂工作。我母亲果断的举动,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现状,渡过了我在常熟这个美丽的古城最后的五个月难以忘怀的日子,也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认准了的事情,一定坚持按她自己的想法做下去,从不回头。她深知道她离开这个家后,全部的困难将由我父亲一个人来承担,他可从来没有承担过这么沉重的家庭负担呀!我父亲当时的肺结核病有所好转。我母亲临走时对我父亲讲:“锦发”(我大哥)的病也好不了啦,能撑几天就撑几天算了,我也不想什么了。美琴带走了、满林送走了,就剩下美娟和锦发、锦权了,你就多费心带带他们吧!
    我母亲离开常熟后,确实也给我父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他要每天开店做生意,我就更听我父亲的话了。当时我有九岁了,上小学二年级。每天早早的起床,生煤炉、烧早饭,帮助我父亲打理着家里的一切。我姥姥也经常回家来帮助我们,她对我父亲还是比较好的。直到我们1956年10月离开常熟到河南省郑州市投奔母亲那里,一直由她在帮助我父亲打理着这个家。
    我母亲走后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大哥锦发由于病情加重不幸去世。他当时十三岁,我们在我姥姥的全力帮助下,草草地处理了我哥哥的丧事。这时家中就显得空荡荡的了,只剩下我父亲、我和美娟大妹妹了(她小时候发高烧打针,一只脚残疾了),家里就显得冷清,我经常想我的妈妈和小妹。我母亲到郑州后,(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一上火车,被拉到郑州,把行李(随火车的)搬下火车,用汽车运时,也不知怎么了,阴差阳错,把我母亲的行李运到了郑州国棉三厂。原来我母亲是要分配到国棉四厂去的,常熟来的小姐妹大部份分配在四厂。我母亲就跟着行李来到了国棉三厂,就这样将错就错成了国棉三厂的支内工人了。
    我妈妈离开常熟后,也写回家几封信,讲她在郑州的一些事。我母亲有文化,解放前,我姥姥送她上学堂读过书,解放后,在厂里参加过文化课的补习。我父亲识字不多,信大部份是我念给我父亲听,有时我姥姥也问我妈妈在郑州的情况。我记得妈妈来信中谈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郑州和她团聚,谈了些生活杂事什么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11:43:47
    就这样,我们相安无事地到了1956年的9月份。一天邮电局的叔叔送来一封我母亲的来信,讲她在郑州分到一间房子了。(她们支内的职工,刚开始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叫我们接信后赶快来郑州生活。我父亲当时非常的高兴,象小孩子一样拍着手高兴的不得了。我们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姥姥,我姥姥就和我父亲商量如何来搬这个家。
    当时我们小孩子不管事,操心搬家到郑州去是大人们商量的事。我当时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逢人就讲:我们要去郑州了。当时常熟颜港街上,我记得只有两、三家人去支援郑州,当时在整条街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你想想看,举家外迁,在当时确实是十分的轰动。街道上的领导,我母亲原来厂里的同事,街坊邻居都来慰问和帮忙。我知道不久就要离开常熟城了,我抽了一个星期天,专门和街上的小伙伴去了一趟新公园,爬了一趟虞山,那个高兴劲就没得说了。
    1956年时的新公园,就是常熟市人民公园,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进了公园(当时公园门票五分钱)走过曲折小路、走进九曲桥中心的大亭子,小湖中的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慢慢地游,空气十分的新鲜。越往里走,各种植物、花草繁茂成荫。顺着林荫的上山小道,就慢慢地登上了常熟城墙上的南门城楼。站在城楼上往东南方向望去,美丽的常熟城尽收眼底,那真是一半是白墙黑瓦的民居和纵观的街道和小巷,在街道和小巷之间有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湖泊,在阳光的映衬下,波光粼粼;另一半是清澈的河水,再望远处是一方方的稻田和水塘。1950年代的常熟城没有什么很高的建筑和楼房,上百座各式各样的石桥、木桥架在河流和港汊,显得曲径而又秀丽。方塔耸立在常熟城中,显得古老而高大,她真是常熟城的骄傲和永远抹不去的标志。当时的方塔,政府还没有对它进行修缮,没有象现在经过多次大修,更显的庄重和美丽。
    从南城门墙头上下来,沿着小路往虞山上走,山顶上的清风亭就在眼前,清风亭在虞山脚下,显得很微小。但一旦走到她的跟前,就觉得她“高耸入云”,在山峰顶上独树一帜。清风亭一般民众、游人不能上去,门是关着的,我们小孩站在清风亭下,抬头望去,大约有三层小楼那样高。山风吹得亭子上的风铃叮当直响,如入仙境,使人流连忘返。我们继续在虞山顶上走,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新公园的西北角有一处古代的石门,石狮、石牌楼的言子墓道。顺着墓道的下山台阶,一路上竹林茂密、青翠欲滴,虞山上的青石突出、怪石林立,虞山不高,但她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石头山。不远处有一采石场,只见采石工人在忙碌(后来采石场封闭不让开采了,但采石大坑看着十分不协调),不时看见有农夫上山拾柴草,成捆背下山的情景。下得虞山就来到了城里的大街上,我们并不觉得很累,总感到常熟的山水看不够,常熟城的美景看不完。
常熟城的山美、水清、人更美,常熟城里出美女。人的善良和友爱深深地感染着我。我留恋故乡的美貌,故乡的山与河,故乡纯朴的民风,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五十年不能忘怀。
    我们离开常熟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母亲来信讲:她非常想我们全家,要我们接信后,处理好家里的一切,到郑州和母亲会合。这时候最忙的就是我父亲了,我姥姥也跑前跑后忙着迁居郑州的事情。我姥姥不与我们一起搬迁,她有工作单位,还留在常熟生活、工作。
    有人讲,越在忙乱中,越容易出差错这话正应验到我们迁居郑州这个事情上。我父亲那段时间也没有心思做生活了,他忙里忙外地办迁居的手续,什么迁户口证明、粮食供应证明、我的转学证明……。总之,够我父亲跑得了,还要办什么退租住房、小理发店的转让等,加上准备打行李、托运等,都得我父亲去办。我们小孩也听话,看着父亲忙碌办理迁居的一切工作,我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我当时九岁,已经有些懂事了,我一直在想我母亲的支内行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光想到就要离开生我养我的老屋、生我养我的故乡——常熟城,这么美丽的江南水城,我以后还有机会回来吗?我马上要离开我熟悉的小伙伴们,真是有些舍不得离开他们,我那几天真有点睡不着觉了。
    前面说了,越忙越出错,是什么呢?1956年,我们常熟市粮食供应已经进入凭证(本)供应粮食了,我父亲在迁粮食关系时,把1956年以前的粮食都取成全国粮票,大约有一百四、五十斤,准备带到郑州用。当时全国粮票非常紧缺,我父亲取出后,宝贝似的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由于临近搬迁,家中很乱,我父亲当时脑子比较乱。临走时整理各种转迁证明、粮票时,再也想不起来全国粮票放在什么地方了。哎呀!那个急呀,到处找不到,丢了粮票怎么办?没有饭吃了呀!我父亲急得直搓手,就告诉了我好亲婆(姥姥),我们小孩叫姥姥都叫好亲婆,我好亲婆帮助找也没有找到。马上给街道上的领导讲了,街道上的领导听说后,当成一件重大的事情来对待。丢了一百多斤粮票,是关键生存的大事,在我们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街道上的领导就发动大家为我家捐全国粮票。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邻居们非常热心的帮助了我们,每家三、五斤的捐出当时稀缺的全国粮票。大概有三、四十户人家伸出关爱之手,为我们总共捐出了大约一百五十斤全国粮票,街道居委会领导亲自把大家的爱心转交给我父亲。我父亲当时感动万分,一再表示感谢!丢粮票的风波平息后,邻居们帮助我们整理行装,问候祝福的人群一个接着一个,大家都祝福我们即将的乔迁之喜。我们小孩子也十分欢喜的和小伙伴们道别。
    1956年10月初,好象国庆节刚过了没几天,我们就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和大妹妹美娟、我们父子三人踏上了北去的轮船,转无锡坐火车,向我的第二故乡——河南郑州隆隆地开去。在故乡邻居、亲人的欢送下,我们永远离别了生我养我的常熟城,向着陌生的城市——郑州进发。当时我离开常熟的那一刻,久久印在我的脑海里永挥不去。啊!常熟——我的故乡,再见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您的身边?我一脸的茫然和无奈。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15:02:32

寄托郑州的思恋

   
    我们怀着渴望与母亲、小妹团聚的心情,从无锡,下了轮船,带着随身携带的行李(大部份行李都托运了),在无锡火车站购买了火车票,就坐上了北去的列车。当时的火车票很便宜,我父亲原来跑过上海,对路上的规矩也知道一些。由于我大妹妹美娟是个残疾小孩,好象她当时不用买票。我们进入火车车厢,人还是很多的,整个列车满员,比较挤。当时大部份乘客都是北上去郑州等地与亲人团聚的支内家属,有部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出差的。因为无锡离常熟比较近,常熟不通火车,必须要到无锡坐火车。无锡1956年时支援内地的纺织工人很多,大部份在郑州市的纺织企业、机械加工企业。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去郑州支内就更早两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选择郑州是有它特殊的意义。它地处黄淮平原,国家两大铁路的交叉点在郑州,所以来郑州支内的工人有好几万人,可谓声势浩大、热情澎湃,我母亲也就成了支援郑州建设的弄潮儿。
    在火车上,我们没有坐到座位,我们三人就依着车厢的边道门站着。当时我9岁,我大妹7岁,我父亲当时36岁。一会儿列车员来了,见我们三人没有找到座位,就十分关心,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座位。我父亲让我们俩小孩去坐,但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列车员讲:到河南郑州要坐一天一夜的车,光站着不是个事。就找来列车领导(后来才知道是列车长),列车领导就把他们自己休息的一个小屋让出来让我们三人坐进去,屋子虽小,但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父亲表示了感谢,列车就向着北方开去了。
    当时我们对北方是什么样,一点也不知道。郑州在什么地方也不了解,就这样随着母亲支内的脚步,一路就跟着来到了郑州这个陌生的城市。
    火车开开停停,是烧煤的那种火车,打开车窗,只见窗框上一层煤灰,只好把窗户关着,火车的座位都是木头做的硬的很,坐着很不舒服。刚上火车时,我和大妹妹感到十分新奇,到处张望、问这问那,也不感到累。随着火车单调的“咔嚓“声,天色暗下来了,我们就觉得眼皮老打仗,不知怎么我们就在火车的小房间里睡着了。
    火车开呀开,从傍晚到深夜,我们小孩子睡睡醒醒,也没有怎么吃东西。天亮了,我们也有精神了,眼望火车窗外,一片秋天的景色。大地是黄色的,庄稼也是黄色的,而天却是蓝色的。一片片农田在我们的眼前飘过,没有看到很多的楼房和河流。越往北走,总感到嘴里很干燥,光想喝水。我遥想着郑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她那么牵挂着我们的心。我心中暗暗想,火车快开吧!让我们早点看到亲爱的妈妈和小妹妹,早点让我来看看郑州这个新型的年轻城市吧!
    我们坐的是慢车,每站都停,还经常要让车,所以火车大概行走了20多个小时,在一声鸣笛声中,目的地——郑州火车站终于到了。我们整理好行装,在父亲的带领下走出火车站。只见车站上人声鼎沸,操着各地的口音大声招呼着。当时的火车站,规模要比现在小的多,没有地道出口,从站台上就顺着路直接走出出站口了。来到火车站广场(当时我们已经感到广场很大了),我妈妈和小妹妹在出站门口接我们,我们见到妈妈了,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五个月的分别长似五年,我见妈妈也很高兴的和父亲有说有笑,我们小孩子不管,拉着手在一起高兴地叫起来。我只听小妹妹叫我“哥哥”,北方话,一口的郑州话,我真是摸不着头脑。她讲得话很快,我们听不懂,一下子就傻了一样。还好我妈妈常熟话讲得很好,他说美琴到郑州后,没两个月就学会了郑州话,常熟话反而讲不好了。小妹妹跟妈妈来郑州时才四岁,四岁的小女孩走到哪里就讲哪里的话,随她去了。我们来郑州后反正也一样,也要随这里的人一样,讲北方话。当时听郑州人讲话,真是老土,叽里呱啦,反正是听不懂啦。
    我也记不清当时到郑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天气?还是风土人情?反正我最不喜欢郑州的天气灰尘尘的。1956年的郑州,城市的绿化刚刚起步,10月份左右,老天爷就开始降温了,刮起的风带黄土,嘴里总觉得沙沙的有土吃到嘴里的感觉。我们一路从火车站走向西郊,有人拉着架子车之类的人力车,装着我们的随身行李(火车托运的家具之类的东西,等了有一个星期才拉来),我们三个小孩坐着人力车,沿着郑州不宽的马路、新修的柏油马路来到了郑州国棉三厂家属区我们要住的房子里。一路上郑州对我的印象不深,感到她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城市,汽车比我们常熟城多,马路也比我们常熟城宽,人人穿着灰土布做的衣服,看上去并不雅观。新的楼房倒在一栋栋盖起,马路边的小树,大概刚栽上有大拇指头粗。我们家就在三厂大门口牌楼东边第二栋三层楼下一间9平方米的北屋(就是现在五一公园对面),临建设路,一路公共汽车从楼前通过。建设路在1956年时是一条不到15米宽的小马路,也就和现在人行道下面的慢车道差不多宽,也可能多少还寛一点,两辆大汽车可以对开。那时候很少见自行车,通过我们西郊工业区的公共汽车主要是一路汽车。
    我母亲家中一下子添了三口人,吃住都在一间9平方米的小房间。三厂的居住房,一色的青砖红瓦,苏联老大哥设计的三层洋房。在1956年看着这成片的洋房,感到非常神气。新建的厂房,家属房一片连一片,什么都是新的,新的墙壁、新的房门,一股油漆的清香,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这些刚到郑州这个新地方的小人们。我父母亲忙着收拾家当,当时家里的陈设非常简单,从常熟老家托运来父母的一张大床,我们小人就睡在厂里配的小木床上。我小妹和父母睡在大床上,我和大妹妹就一人一头睡在小木床上了。家具一搬进9平方米的小屋,挤得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还好当时做饭有集体厨房,一长走廊,一头一间公共厨房,有一间公共厕所,分男女的。一楼大约住了南北屋有五、六家人家,南边屋大,北边屋小,我母亲当时由于只带了我小妹妹一共两个人,厂里就只分给她一间小房子,我们来了后就显得拥挤不堪了。我们住下后,母亲向厂里管生活的领导反映住房拥挤的事情,车间领导来家里家访后说:慢慢我们会给你们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先暂时克服一下。我们只好在小房子里挤着。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在我的思想上一下子适应不过来。首先对郑州的气候适应不了,每天早上起来,嘴巴总是干的很,有时嘴角会干的裂小血口子。最让人心烦的是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一遇到刮风天气,满天黄沙,刮得天都会黄黄的,马路上都会有一层沙子。再者我们吃的不习惯,虽然我们当时带来不少全国粮票,但基本上买不到大米。主要是面粉,还有什么粗粮、红薯什么的,大米特不好吃,没有常熟的米好吃。后来才知道当时郑州不生产大米,我们吃的米是政府到外地购来卖给我们的,南方人可以按口粮比例多买一点,但也不能保证每天吃上大米饭。还好我们小孩当时人小,过了半年慢慢地就适应了郑州的饮食习惯。在1956年,那时候生活物质不丰富,人的条件也不高,只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东西很便宜,菜市场很小,有国营菜店、粮店,建设路南面有邮电局、银行,新市场就在现在三厂对面的邮局围墙南边一片比较大的地方。当时就有农村农民挑个担子、推个木轮子的小车,挽着一篮子鸡蛋的村姑也夹在卖菜的人群中。国营菜店的猪肉也就是七、八毛钱一斤,蔬菜也很便宜,青菜、萝卜三分钱买一大捆。鸡蛋一毛钱可以买好几个,活鸡、活鱼比较少,价钱也不贵。
    最后再一个不习惯的事是当时郑州看不到河流,有的时候,偶然有一个小水沟,也是老天下雨流的水。我们小孩子没有地方玩,就在盖新楼的工地上钻来钻去拾点废木头,带回家中生煤炉用。
    我在前面说了,当时刚到郑州,对她的印象不是很深刻,我们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不敢跑远的地方去玩,就在西郊三厂、四厂、最多跑到碧沙岗去玩。
    1956年的建设路,政府新修的第一条柏油马路。在建设路的南边是一条深沟,越过深沟才是邮电局、银行、百货公司、一排两层楼的商业用房。而百货公司是一层平房,里边的商品,也就是日常居民用的生活用品。
    我们在9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了最难忘的1956年的冬天。由于国棉三厂家属房不够几千工人居住,所以换一间大房间的申请到1957年的春天才给我们解决。
    我来郑州后,就到建设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当了插班生,我大妹妹暂时没有学上,我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他去碧沙岗市场上一个理发店干他的理发老本行。我父亲就每天按时去碧沙岗理发店上班了,是大集体性质的。1956年的冬天也实在太冷了,东北风刮得呼呼地,我们刚来郑州的小人们还真受不了,我们穿着棉衣棉裤也挡不住那么寒冷的天气呀!白天还好些,有时太阳出来还有点暖和,我们最不愿过的是冬天的夜里,冷风直往脖子里钻,躺在被窝里还是感到冷得要命。有一天,外边下着鹅毛大雪,我们住的北屋小房子就更冷得不行,我母亲也是好心,把厨房里将要熄灭的煤球炉放在了我们住的小房子里,希望以此来驱寒。但没有想到,我们全家都煤气中毒了,天亮了,我们家就乱成一团了。后来听我母亲讲:“真吓死人啦,全家都煤气中毒了,就小三中的严重(就是我)。”我们在邻居的提醒下,也不管天气冷了,开门开窗通风,我当时不省人事,我妈妈都吓死了,掐人中、清洗口腔、大声喊我的小名,我当时手脚都有些硬了。因为当时的煤炉就放在我们小床边上,我妈妈也是好心,心想反正煤炉快灭了不要紧的,对煤气中毒的危害性没有警觉。经过一段时间的通风、急救,我最后才慢慢地醒过来了,我觉得头很疼,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当天我就没有去上学。经过这一次煤气中毒事件后,我们再也不敢把炉子搬房间里了。
    房子太小,实在住不下,在这种情况下,车间管生活的主任向厂管房子的领导反映后,在1957年的春天,我们就搬到了建设路34号楼三楼一间17平方米朝南的房间。我们搬家的那天,同事们都来帮忙,不到半天的功夫,我们就住上了靠近生活区大牌楼西边的一栋三楼的大房间了。我们感到真是幸福极了,我们全家一再表示感谢三厂的领导。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975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15:08:38
占楼,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19 19:19:48
    我们来郑州后,一切生活习惯随着地域的变化而慢慢适应着,我到郑州后没几天,就到建设路第二小学二年级当了一名插班生,因为9月1号开学已过一个多月了,我通过刻苦努力学习二年级的课程(当时南、北方小学课本相差不大),我完全能跟上进度。由于我上课认真听讲,遵守课堂纪律,还经常帮助别人,老师很喜欢我这个从南方来的小学生。不久我就学会了普通话,克服了语言障碍,当上了班上的文体委员。在操场上,我可以很自信地在台上领操。老师们比较喜欢我,年终考试全优,第二年就评上了三好学生。
    我们每天到学校上学要经过建设路,翻过一条大深沟,经过一片长满荒草的坟地(现在纺织局的地址上),有一条人走得斜路,走过去就到了我们建设路第二小学。我们学生在课余时间,一般活动比较多,女生跳房子,男生斗鸡(一种儿时的游戏)。学生们都来自四面八方,郑州本地的学生比较少,拿现在的话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支援郑州建设,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了。所以学校的学生南腔北调,讲什么话的都有,很多听不懂。学校就开展普及普通话活动,没有半年,大家都讲普通话了。我在建设路第二小学上了两年,到了1958年春天,郑州开展按系统上学,纺织系统的子弟都返回厂办小学上学,所以我从1958年开始就到三厂小学上学了。
    我妈妈来郑州后,在三厂准备车间穿筘工序作挡车工,她工作积极,生产任务每年都超额完成,每年都评为先进生产者。
    我们家住上大房间后,我们三个小孩一张大床,我父母睡一张从常熟老家托运过了的老式片子床(就是棕床)。我父亲工作之余总是悄悄地和我妈妈商量:把满林从南方接来我们一起住吧!我妈妈讲:孩子都给人家了,怎么能要过来?我父亲讲:现在只有锦权一个男孩子,还不跟我姓,我心中很不高兴。一直央求我妈妈把满林要回来,我妈妈被我父亲逼得没有办法,就写信给我好亲婆让她想办法。后来好亲婆来信讲:领满林的一家人对满林非常宝贝,不让我们把满林接到郑州了。一口回绝我们,当时我们讲花些钱也没有关系,对方讲:你们反悔说话不算数就是不给。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957年的大概8月份左右才有了我的小弟弟任锦国。
    小弟弟的出生,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尤其是我父亲脸上终于有了笑容。我们赶快写信告诉我好亲婆,好亲婆也了却了一件心事,她给我小弟弟起名叫锦国,寓意就是锦绣祖国昌运富强。
    我好亲婆一人在常熟单独生活,随着年龄一年比一年老,到了她退休的时候了,她一个人不甘寂寞,自己找些杂活干干。退休时我好亲婆的养老金只有13.8元钱,按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不够她一人生活开销。我妈妈就每月给她寄10—20元钱,常年不断贴补她的生活费用。我好亲婆一辈子节俭,自己不多花一分钱,一点点攒些零用钱,专门贴补到我的大弟弟满林身上。现在要重点讲一讲我大弟弟满林艰苦的前半生。
    我妈妈在1955年的确由于生活困难,家庭负担重,忍痛把他送给了家住郊区农村的(现在的常熟市藕渠镇东方红大队)一户贫苦的农家。当时来领走满林的小夫妻俩人看上去还是比较老实的,由于满林是个健康的男孩,他们家里十分喜欢他,她的养母自己舍不得吃总是买些营养品给他吃,一家三口还算比较幸福。送出满林的最初几年(这是听我好亲婆讲的),每年年底还来我家(我记得来家里有一、两次,没有带满林来)看望,带些农村的土产品什么的。我们去郑州后,满林的养父倒是经常进城去看望我好亲婆,他也随我们一样叫好亲婆。好亲婆在常熟没有什么亲人了,就把满林农村的家当成了唯一的主要亲戚相互走走。好亲婆在常熟有一个最要好的姊妹朋友,我们叫她范家好婆,当时她俩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还有一个就是在顶山村,好亲婆有一个外甥女,也经常到城里来看望她。她的眼睛不太好,我对她的印象比较深。过年时农村蒸的年糕非常好吃,我还喜欢吃她带来的毛豆夹和笋干,有时在10、11月份还会带来两串大螃蟹让我们尝尝鲜。
    有关满林的事情,我好亲婆经常会托人家写信给我们,讲满林在农村的点滴事情。到了1960年,我国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波及到美丽富饶的江浙一带,常熟城乡也不可避免,国家粮食政策一再收紧,普遍让人感到肚子吃不饱。副食奇缺,特别是在农村,由于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和一些政策上的失误,导致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贫困,满林一家种着两亩薄田,没有什么副业收入。当时满林的养娘为了省下口粮让满林吃饱肚子,她自己慢慢地就患了浮肿病,当时也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就在家里挺着还要拖着病体下地干活。在1960年的下半年,满林的养母也就不幸病故了。养母的病故给满林今后的生活罩上了阴影,他不幸的人生就由此开始了。
    没有母亲的孩子是最可怜的,满林当时领到他们家后就改姓季、名根宝,在村子里邻居都小根宝、小根宝的叫。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世,是从城里领来的,也就比较喜欢他。他养母病故时,他已经6岁多了,一段时间村上的邻居可怜他们俩的生活(满林和他养父),不时有村上的邻居接济他们。光这样也不是办法呀!没过多久村上的人为满林的父亲(养父),介绍了一门亲事,满林弟就有了一个后养母。有了后养母后,满林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虽然快到上学的年龄了,但他没有享受到上学的乐趣。在后养母的驱使下,从6岁多开始就去地里割猪草、喂猪、喂鸡鸭,每天吃不饱,穿的破破烂烂,活像一个街上要饭的小叫花子。
    满林的后养母是一个厉害的女人,因为满林是领到家里的孩子更是看不起,任意打骂,不给吃饱饭是经常的事。更可恶的是有时不让他在家住,赶到猪圈放草料的房里过夜。有时天气寒冷,小孩子没有办法,为了驱寒不得不靠着猪身子取暖。村子上的大叔、大婶们总是把他叫醒,送他些吃的东西度日。而他的养父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他对新娶的女人怕得要死,对满林的遭遇他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由于身受凌辱、吃不饱饭、每天还得干活、卫生状况极差,渴了就喝生水,在他10岁的时候患上了可怕的血吸虫病。听我好亲婆讲:她得知满林在乡下遭受凌辱、还患了血吸虫病,我好亲婆就不顾一切的下乡去满林家。看到孩子成了这个样子,听到乡亲们的诉说,我好亲婆气急了,当着满林养父的脸,骂他不负责任、不履行当时领满林时的承诺。当时就领着满林弟回到了常熟城里,送他到血防站看病。血防站的工作人员看到我满林弟挺着鼓鼓的小肚子、脸色蜡黄,已经到了血吸虫病的严重期,必须要住院开刀治疗。我好亲婆顾不得那么多,为了保住满林弟的生命,把她平时省下的钱都用在了满林的住院开刀上。后来好亲婆写信告诉我们全家,我妈妈也多寄些钱给她,让她在常熟照顾好满林弟。治好了弟弟的血吸虫病,满林暂时住在好亲婆处,但这也不是个办法。满林的养父几次进城要接满林回乡下去,我好亲婆就是不让,事情就僵在那里了。我妈妈也去信说:不行就把满林要回来。我好亲婆就准备向当地政府部门申请将满林的户口转到郑州,谁想到当时的户籍政策非常严格、非常难办。就我好亲婆一人在常熟,我们在郑州,要把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迁到郑州来谈何容易,花钱不说,光是一个农转非就根本解决不了,何况是异地转迁就更是不可能了。我好亲婆也找了很多政府部门和街道领导,拿当时满林乡下农村的证明信,再三申请,只得到同情和无奈的回绝。户口转不成,满林弟就不能来郑州了。
    满林弟的病治好后,长期留在好亲婆处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叫他还回乡下家中去。我好亲婆把满林的养父和后养母叫上来郑重交待,从今后绝不允许欺负他,要叫他有吃、有穿、要让他上学。在他养父的再三保证下才同意他们把满林弟带走。后来我好亲婆就经常到乡下去看望满林,给他送衣服、送吃的东西。经过这一场风波,满林的后养母收敛了许多,不敢再对他厉害了。满林弟后来告诉我说:治好病后回乡下家里不让我干活了,到学校上了两年学,由于农村生活实在困难,大概在10多岁的时候就跟一个撑船的师傅在船上学撑船,从小就在小木船上漂泊,到城里去收集垃圾、运货、拉粪,涉足苏州、无锡、上海等地,真是让这孩子从小就吃尽了苦头。我们俩后来在常熟第一次见面重逢时,亲兄弟俩完全认不得了,我拉着满林弟粗糙的双手,看着他满是皱纹的脸孔,我两眼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落。可怜的弟弟呀!我当时在想,命运的安排如此的不公平,我也有些埋怨起我母亲来了。但这已经成了摆在眼前不争的现实,光埋怨有什么用呢?大人当时如果有一点办法,也不能把城里的孩子送到乡下去呀!好了,满林弟的事情暂时说到这里,以后遇着机会再谈我们的重逢之感受和他婚后的生活。

使用道具 举报

禁止发言
粉丝
-
积分
113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20 10:19:50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20 11:50:11
    生活是人生的轨迹,她记录着时代的脚印。随着岁月的推进,到了1958年祖国进入大跃进的年代,郑州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设路上栋栋新楼平地而起,工人建设祖国的热情高涨,开展了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大竞赛活动。在农村大力开展集体化人民公社运动,在城市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开花。大街上到处是游行庆祝的队伍,十五年赶超英、美,成了当时的政治风潮,到处是牵着化了妆,带着英、美高帽子的帝国主义走卒的“活报剧”场面。人心沸腾了,我们要大干、快上,十五年就赶超英、美了,人的脑子一下子热了起来,想制止也没有办法了。我们的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在碧沙岗市场参加了重新组合的理发合作社,属于大集体性质的,中午集体在食堂吃饭。母亲在三厂工作更忙了,每天更是工作、开会、积极的很,(她写过入党申请书,因我父亲是个体小业主的关系,没有被批准)没有时间做饭,我们就在三厂食堂买饭票在食堂吃饭。三厂在1958年大办食堂的热潮中,在郑州市可是非常有名的,食堂里饭菜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也比较便宜。我们在那一年吃了一段食堂的饭菜,我特别喜欢吃大食堂的油饼、糊辣汤、各种包子,鸡蛋汤的香味让我回想起来久久挥洒不去。1958年我有11岁了,在家里干活可称得起是主力了,什么买煤球、带弟弟、到厂里的开水房凭水票提开水。当时的开水房在食堂的北边,外边是一片高低不平的空场地,西边堆了一大堆烧锅炉用的煤炭。我差不多每天要提一铁皮壶开水回家里用,有一天,老天刚下过雨,地下有水坑,我提着一大铁壶开水,在跳过一个水坑时不慎摔倒,开水烫了我的腿。哎呀!疼死我了,我哇的一下子就大哭起来,还好有大人扶我起来,叫来我家的大人,送我去厂卫生所治疗,影响了我几天不能上学,至今我的大腿上还有被烫伤的疤痕。
    我们当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最喜欢等到厂星期六在食堂北边的空场地上看露天电影,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放映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喜欢挤在前面,有时在电影幕的后面看反电影,还真是有趣。当时省工人文化宫在大跃进的1958年,由几个纺织厂出资很快就建成了,文化馆里可以演戏、演电影,我父亲就在省工人文化宫新落成的电影院里观看了一场由梅兰芳主演的京剧专场,当时我父亲非常兴奋,似乎顿时觉得肺结核病好了许多。
建设路南边的大深沟被填平了,建起了上下两条柏油马路,碧沙岗公园里的整治工程完工后,更像一个大公园了。就是公园后边北伐战争战死战士的坟墓还阴森森地摆在那里,我们小学生见了都有些害怕。星期天我们小同学一起结伴到市里去玩,大部份是走着去的,我们沿着清清的金水河一直往东翻过几道铁路闸口到解放路,很快就见到了1958年时候的“二七纪念塔”。老郑州人讲:二七广场当时称不上是个广场,就是一个物质交流的场所。那时的“二七纪念塔”只是一个街中心的一个近20米高的木制的纪念尖塔,很不起眼、也不庄重,是街中心圈起来的一个高台花园。市里也没有什么高楼,一般都是两层楼的商业店铺,火车站、德化街比较人多、热闹、做生意的比较多。街上跑的有汽车,1路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到一厂),后来中原路修起来后,才有了2路公共汽车和4路公共汽车。当时的百货大楼已经建起来了,南阳路也是在1958年的时候,集中财力、人力、拉土堆起来建成的。老坟岗只是一个破乱的集市。
    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我们变化比较大的一年,三厂为了生产和职工的生活,进行了居住房的大调整,按车间、班次、分街道居住。我家就从建设路34号楼搬到了绿化街17号楼三楼的一间17平方米朝西的大房间,是三家一套的,一个小厨房,大概有4平方米,三家做饭。一家是准备车间乙班的湖南人熊聪明四口人,另一家是曹彦香伯伯家三口人,他爱人是筒拈车间乙班的挡车工。绿化街西边几个楼门居住的大部份是准备车间乙班和筒拈车间乙班的工人和家属,厂里这样调整是为了适应纺织厂三班运转职工上夜班休息方便。这样调整领导家访也方便好找人(五、六十年代工厂领导是十分关心职工生活的),一到楼上的大人们上夜班时,我们中午放学回家都感到楼里边静得很,大家都很自觉,上楼梯时脚步都放的很轻,生怕闹醒了上夜班的大人们。我们那两年大部份到三厂食堂吃饭,在自己家中是很少做饭的,大家都在食堂吃饭,食堂的大师傅们可就忙坏了,几千人同时开饭,人是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反正非常红火,我还特别喜欢吃食堂的饭菜。
    我从建二小学转学到国棉三厂子弟学校上学后,由于学习优秀、工作积极、热心帮助同学。当年夏天又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在1958年就参加了市里统一组织的夏令营活动。我记得当时夏令营的集合点是在郑州市第二中学,我们集体居住、集体活动、统一夏令营的服装。我们三厂小学大概一共参加了五个人,有一名带队老师,名字我记不得了,不高的个子,好像是教体育的老师。我们三男两女五个同学参加了夏令营的全部活动,参观工厂、参观农村、参加义务劳动,也就是在1958年,我才随夏令营的队伍参观了我们在苏联老大哥帮助下建设的郑州国棉三厂,当时三厂在市里非常有名。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车间一排排现代化纺纱、织布的机器旁经过,看到工人们紧张的忙碌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的劳动,我被眼前一排排的日光灯所吸引。隆隆地机器声震耳欲聋,那个气魄真是让我们吃惊,我当时在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在这样的现代化工厂上班,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半个月的夏令营生活很快就结束了,但夏令营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至今我还保留了一张参加夏令营我校几个同学和老师的合影黑白照片,五十年的情怀不可言表,思念儿时的快乐让我十分的欣慰。
    1958年我父亲的工作稳定了,一家人也团聚在一起,当时我母亲也十分关心他的肺病,经常买鱼肝油给他吃,在吃饭上面,照顾他多吃细粮,经常让我端一个小瓷锅到建设路南边的新市场上,一家上海炒菜馆排队买一种非常好吃、价格便宜的炸肉皮青菜汤菜,大概两毛钱一瓷锅。我买了牌到饭店的后厨大师傅炒菜的地方,等炒好了倒在锅里端回家里吃,那个香呀!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还直想流口水,我真想吃吃当时上海师傅炒得汤菜。三、五分钟就得了,那手艺可真绝地让人佩服。
    我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就带小弟弟锦国上街玩,他已有1岁多了,平常送托儿所,当时的托儿所是厂里的福利单位,小孩子吃住在托儿所,一个月的费用只有几元钱很便宜,而且托儿所的阿姨很负责任,照顾小孩子很热心。锦国弟弟是我们兄妹几个中最有福的人,他从小在托儿所、幼儿园,没有受过什么苦。
    那一年,美娟大妹也在三厂子弟学校上学了,当时残疾小孩也要上学,她在小学一直上到六年级毕业,后来就休学在家。小妹美琴1959年也在三厂子弟学校开始上学了。
    我们都是小学学生,都有活泼好动的天性。我们学校南方来的孩子比较多,大家在一起玩得机会就比较多,我儿时的伙伴有:张怀义、刘长根、陈金根、樊荣……,女同学有王静莉、王格林等。我们班上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当上了班上的小干部,组织的有小足球队,当时学校周围的空地比较多,我们经常在一起踢小足球。小足球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一些的儿童皮球,很适合我们小孩子玩。我参加了小足球队,由于我个子不高、身体比较瘦、跑起来没有劲,在球场上经常被张怀义、樊荣踢倒,他俩老欺负我,故意把我撞倒,弄的我在地下大声的哭,他们还给我乱起外号,我也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比较顽皮,上课时经常捣乱,老师没少批评他们。我属于老师比较喜欢的学生,听话、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成绩好。到了1959年我们升入5年级,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例如:春季我们在学校的实验田里进行深翻土地,当时学校的实验田在三厂家属院西边厂里的苗圃里。我们劳动时非常吃苦,按要求试验田深翻两尺以上,然后一层杂草一层土的深埋平整试验田后,在老师的指导下种上农作物。每星期六下午我们都参加试验田的活动,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当时有许多儿童玩的游戏,男孩子斗鸡、女孩子跳房子,什么滚铁环、砸杏核、摔“三角、面包”等……,玩得都很开心。来自上海、山东、湖南、湖北各地的同学们,两、三年的时间就完全适应了郑州的生活了,讲话都讲郑州“新话”(区别于郑州郊区的老话),是外地来的人创造了郑州的新话。郑州是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交汇的城市,火车道特别多,当时没有什么地下道、立交桥,在马路上到处有上下拦道的铁路道口。在三厂和一厂之间有一条土路直通厂后,我们最喜欢结伴到厂后看火车,我们走进高低不平的土路,走过一座小桥,就到了火车道边。那是陇海铁路的主要道口,来往的火车比较多。差不多半个小时要进好几列火车,有时能看到客车隆隆地开过,我真想坐上火车到全国各地去转转,但那只是个幻想,条件不允许呀!我们还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20 14:15:59
    通过铁路道口一直往北走,一条土路直通五龙口村,路两旁两人合抱的大柳树婷婷玉立,柳枝低垂。到了夏天,我们非常喜欢结伴到厂后去看成片的藕池,听青蛙的阵阵叫声。有时我们在藕池的水塘里抓小蝌蚪、小鱼,为了完成学校除四害的任务,用自己缝制的小白网在田边网苍蝇。用网抓苍蝇要比用蝇拍打多的多了,一会儿我们都超额完成了除四害打苍蝇的任务。当时的厂后边是一望无边的藕池和农田,我们几个纺织厂的北边围墙外都是农田,到了夏、秋季节,蚊子特别多。
    郑州五十年代的本地人,大部份是农民,看上去非常朴实,穿着比较单一,夏天一身土白布衣裤,冬天大部份是大棉袄、大棉裤,男的是蓝、黑色的,女的穿小碎花的棉袄、棉裤,看上去比较老土,没有什么毛衣、绒衣什么的。他们吃的东西很普通,我们南方人喜欢吃鱼,他们怕腥不吃,不喜欢吃大米饭,喜欢吃面条,蒸窝窝头吃。当地农民在农闲时就下沟摸鱼、养鸡生蛋担到城里(就是我们西郊的工厂区)市场来卖,那时候的物价还是比较低的,工人的工资不高,我母亲从南方来后每个月57元,父亲在集体理发店工作也有3、40元的工资收入,不到100元的月收入养活一家六口人,还有节余的钱寄给在南方的好亲婆补贴退休工资的不足。
    我们南方人喜欢吃大米,政府供应的大米很少,我们就想办法从农民手中换大米,从南方邮寄大米、江米。我父亲身体不好,就光吃大米,当时我们为能吃到大米,什么方法都想遍了,但都不能满足我们吃大米的需求。
    父亲在1958年、1959年中午均在碧沙岗市场的食堂吃饭,有时也会给我们带些包子之类的主食给我们小孩子吃。有一天我父亲晚上下班回家,给我们带回几个包子,我们就抢着把包子往嘴里送,我一口咬着包子,一下子又吐了出来,是什么肉包的呀,怎么这样难吃?我父亲讲:这是羊肉和白萝卜包的包子,我当时一听是羊肉包子,就哇哇的吐了一地,我从来没有吃过羊肉呀!从此后我就再没有吃过羊肉,都是小时候羊肉包子闹得,到现在我还是不吃羊肉、牛肉。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从小时候开始,吃东西就比较挑,吃鱼、吃鸡从不吃头和尾巴,不吃猪头肉和猪尾巴。反正我这个人还真有点不好伺候,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个习惯。
    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大跃进的火热景象有些消退,社会上的物质供应就有些短缺了,粮食供应标准在不断地降低,我们学生的口粮标准也减了几斤,市场上的物资供应就慢慢地紧张起来。集体食堂不久都停办了,不再对家属开放了,我们又恢复了一家一户生火做饭了。在1958年我们的铁锅、锅铲都砸了大炼钢铁了,现在还得重新置买,重新砌起炉子,按计划买面煤生火做饭。我们南方人不习惯邻居砌的大灶台炉火,邻居就搭把手教我们砌炉子、生火。那时做一顿饭要两个小时,每天要用扇子把炉火扇旺,大人才能炒菜做饭,那么扇火的任务就落在我们小孩子的身上。我从小就在家中干家务活,在老家常熟就帮助大人干家务活,到了郑州长大了,干的家务活就更多了。我们搬到绿化街17号楼门住后,一间小厨房三家人都要做饭,那个挤劲就别提了,但当时邻里之间关系和谐、相互照应,并没有发生什么吵架的事情。我家小孩子多,邻居们也比较照顾我们,我们也很自觉,在大人们上夜班白天睡觉时,我们从不在楼上大声讲话,以免影响大人的休息。我们有时就在楼下的走廊里写作业,大人下午睡起来后,我们才回房间里。
    我们隔壁邻居是湖南人,熊阿姨家丈夫是炮校(现在的防空兵学院)的军官,平常她丈夫不经常回来,有时一个星期回来一、两次。她家特别喜欢吃辣子,每到厨房炒辣子,我们小孩子就被辣的流泪,当时我们是不怎么吃辣的东西。我父亲身体不好,母亲特别照顾他,经常买些排骨、蹄髈给他炖着吃,我们小孩子也不和大人争吃。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小孩吃的日子在后头长着呢!大人们上班辛苦应该要营养营养。不过我家在1959年以前生活还是比较好的,父母的工资都用在吃穿上了,也没有买什么家里的摆设。我记得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那年我家买了一个三五牌(上海产)的座钟,在当时就是一个高档的家庭摆设了,我们听着铛铛铛的时钟铃声,我们感到十分的喜悦。至今这个五十年代的老三五牌的座钟,还摆在我家现在的房间里,听着滴答、滴答的座钟声,我感到犹如回到了五十年代那充满激情的岁月,一件件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说到国庆十周年纪念日,1959年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全国建设蒸蒸日上,我们不便细说,但郑州市的城市建设是日新月异,街上的马路修的多了,城市的公园变得漂亮了。各种汽车如雨后春笋般的呼呼地在大马路上跑,城市在扩建,原来的荒地竖起了高楼大厦。我原来上学的建二小也因在它的周围建起了不少的高楼而显得十分不起眼了。在经过的坟地上建起了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及家属宿舍,市委机关也搬到我们西郊中原区来了,我们西郊成了郑州市的中心。当时市政府财政的70%来自西郊新型的各类现代化企业。西郊也成了政治、文化的实际中心,市里组织的各种活动都是以西郊各大企业、厂矿的产业工人为主力,那阵势浩浩荡荡,我们小学生也参加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建国十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在郑州市体育场举行的。虽然纪念大会要在上午十点整召开,但我们小学生早上五、六点钟就到学校集合了。我们穿上统一的白衬衫、蓝裤子、白网球鞋、带着鲜红的领巾,整齐的排队出发,一路整齐的步伐,吸引了众多市民的观看。当时最显眼的是我们三厂的文艺队伍,他们载歌载舞一路表演到市体育场。彩旗飘飘、锣鼓阵阵,游行的队伍把整条马路都堵住了,成了欢乐的海洋。集合游行那天,我们在大马路上走走停停,等进到市体育场的主席台最前面,我们大约走了两个半小时。当时我们西郊产业工人的队伍市里最重视,总是排在会场最前面,我们三厂子弟学校也就跟着工人的队伍沾光了呀!我们就挨着三厂工人的队伍排在最前面。
    上午十点整,国庆十周年纪念大会开始,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旗飘舞,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游行队伍有数万人,从主持人宣布纪念游行开始,一个多小时队伍还没有走完。我们围着郑州市的主要街道游行,郑州百货大楼、二七广场、老坟岗、德化街、大同路到火车站再游到二马路,一路欢歌引起数万市民的观看,十分壮观。那天到下午三、四点钟才一路走回家,我们根本都不觉得累光顾高兴了。
    转眼就到了1960年,这一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和困惑。

使用道具 举报

禁止发言
粉丝
-
积分
1212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21 10:17:54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使用道具 举报

待业小青年
粉丝
-
积分
1851
[只看此人] 发表于 2016-9-21 12:13:12
青少年时代的困惑
    郑州的1960年也和全国一样,在困难和疾苦中挣扎,老天爷也是和当时的人们作对,冬天雨雪偏少,夏季炎热干旱,灾害的天气一连串的袭来,真是让人应接不暇。那年春天的狂风刮得天昏地暗,房间里的黄沙擦了一层又一层,市面上许多建筑都停建了,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已经开始凭证、凭票供应了,口粮减的凭粮本只能买一小部分细粮,大部份都供应粗粮,什么高梁面、玉米面之类的,我们南方人的细粮照顾也取消了。我们家孩子多,粮食根本不够吃,副食品、蔬菜也只有国营菜店凭票供应才有卖的,个人要想买些农村的蔬菜什么的,也要跑很远的农村用高价去购买。工厂生产也不景气了,五厂、六厂刚开工没两年也就停产了,工人放假的放假、调动的调动(往一、三、四厂)、下放的下放,整个社会陷入了极大的困难泥潭拔不出来了。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反帝、反修、扎紧裤腰带也要还苏修的欠债,中国人民宁可穷些、宁可多吃苦、硬骨头意志不能丢。在大街上汽车缺汽油,在公共汽车顶上背个大气包,用煤制气开动汽车。我们小学生也经常参加劳动,由学校组织到近郊农村拾麦穗、挖野菜、在农民翻过的地里刨红萝卜、小块农民没有刨净的红薯,我们把拾到的东西、野菜都交到三厂职工食堂,算是我们学生的支农活动。
    我们日常的生活必需品、粮食、副食供应,每个人穿的、用的,当时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全部凭票、凭证供应。我们家在1966年以前是买不起自行车的,一架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也是用十几张工业买的,一只上海牌的男式手表要人民币120元、40张工业卷,一般的工人家庭集三年的工业卷也买不起。真是到了物质非常匮乏的时代,人人都在为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而忙碌着,人民忍受着饥饿的折磨,默默地为社会做着贡献。当时人民的思想非常单纯,听党的话、为政府分忧,每个家庭都在绝境中煎熬。生活越是困难,大家的心越齐,大家的心没有散,与政府齐心协力共渡困难时期。我们南方人吃杂粮总归是不习惯,没有办法只好和北方人用两斤高梁面换一斤白面吃。郑州靠近黄河,当时农民也开始种大米了,我们就开始用两斤杂粮和农民换一斤大米吃。粮食不够吃,各家大人就少吃让孩子吃,副食不好,炒菜没有油,猪肉一个月一个人才供应半斤,根本不够塞牙缝的。食用油每个居民每月供应四两到半斤,每个月我们家怎么省着吃也不够。油水少饭就吃的多,饭不够吃,就开始有人在业余时间到田野荒地去挖野菜拿来充饥。三厂职工食堂在1960年——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师傅们真是立了大功,挖掘出了许多粮食的替代品,在大食堂进行困难时期难得有的杂粮细做饮食展览,我们可以在食堂买粗粮主食票购买饭菜。因为1959年三厂食堂在郑州市是一个先进单位,以饭菜质量高、技术精、为职工服务好而闻名,参加过1959年建国十周年北京召开的群英会,受过政府的嘉奖,所以在1960年困难时期,食堂的大师傅就使出浑身的劲,为职工家属度过荒年而努力劳动。他们蒸出的棉籽粗粮窝头香气十足,人造肉是用什么海草制作的,和饸洛面差不多,吃起来还合口味,每天总有主、付食二、三十种供应职工、家属。我家离食堂不远,我家大人就经常让我放学后到食堂去买饭回来吃,以贴补我家口粮的不足。我妈妈在生活上是一个精细的人,平常比较注意节约粮票,有时偷偷地在别人手里买一些粗粮票(当时都是不允许的,不能公开),来贴补家用。
    我在1960年困难时期,上小学六年级,当时学校为了照顾学生的体力,一切的课外劳动都取消了,课程也安排的比较松,所以我们学生的业余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充足。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也帮助家里大人排队凭证购买副食品,哪里有便宜的菜,我们就去排队买回来。
    我记得当时中央在困难时期,政策有所松动,刘少奇主席了解到全国的灾荒后,经毛主席、党中央同意,开展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三自一包”的运动,给当时的农村渡过灾荒在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松动。很快“三自一包”的政策在我们郑州也开展起来了,农民有了自留地就可以种自己想种的粮食,养自己想养的鸡、鸭、猪、羊等……。我记得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我们建设路对面的新市场就有农民来卖自留地上产的农副产品和家养的鸡、鸭,河里捉的鱼、虾,自由市场在当时就兴起来了。居民购买生活必需品就有了选择,在国营菜店、肉店买不到的东西,在自由市场上慢慢地就都可以买到了,虽然价格比国营店高,但居民们为了生存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有点钱就去自由市场购买食品,以解决当时国营店供应的不足。
    慢慢地在我们家属院的周围、马路边的空地上,有人在开垦土地种菜、种粮,没有多长时间各家都占地开垦、围园子种菜了。一时间大人们下班后就忙碌在自己开垦的菜园子里,当时我和父亲俩也在现在的桐柏路三厂家属院绿化街17号楼外马路对面,靠近一厂当时的集体宿舍铁丝网的外面开垦了两块荒地,大约有五、六十平方米的菜地。
    每天我除了上学以外,早、晚都和父亲一起在我们开垦的荒地上劳作。我们购买了铁锹、钉耙,刚开始干农活还真有点累,我们开的那两块地,砖头、杂物多,我们一点点地把杂物和砖头拣出来,围在地的四周,翻好土、整好畦就开始种菜了。有了自由市场,菜种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买到,当时为了渡过困难,我可以很肯定的说,郑州市所有的空闲地、马路边、楼房四周全部都是市民围起来的菜园子,包括当时市委家属院也不例外。市里、区里也不组织卫生检查,反正到处是一片片围起来的菜地,郑州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城市了。居民们一下班就活跃在自己的菜园子里,开垦着、收获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我家的两块地里种着蔬菜,有青菜、辣椒、黄瓜、茄子,秋天我们还收获不少的玉米棒子、红薯。种红薯我最有经验了,在整地时打上埂,到市场上买一些好的红薯秧,在田埂上挖坑种下去、浇上水、用土堆起来,一个多星期就活了。到了秋天,红薯藤就爬满了整个地,我每天还要抽空到地里把红薯藤翻过来晒太阳,据农村老农讲可以结大红薯。水是如何解决的呢?在楼房四周开的地,得天独厚,从楼上接皮管(六十年代还没有塑料管)用自来水浇地,当时自来水特便宜,家家没有装水表,自来水随便用,每个月厂里也从职工的工资中扣毛儿、八分的。我们家的地在马路对面,浇地就比较困难了。还好在一厂集体宿舍铁丝网外面有下水道的污井口,我们当时就学着别人打开污井盖,用一根粗麻绳拴住一大团破麻袋扎成堵污水井的堵口,污水就顺着井漫上来,我们就用桶打污水浇地,困难的是我家的地比污水井口高,不能自流灌溉。有一家例如:我们楼下的沙老师家,他们开的地片大,污水井口堵上就可以自流灌溉了,水足、肥好地里的菜就长得好,他们就收的多,有的吃不完还在自由市场上卖呢!
    1960年上半年——1963年上半年,我记得开垦荒地有三年多的时间,到了1963年以后,经济形势好转,政府就动员居民拆除菜园子平整居民区空地,大搞绿化种树,结束了在城里开垦荒地种菜、种粮的历史,有的地方延续到1964年。困难时期的经历,真够让我们回忆一辈子的了。
    当政策允许小手工业经营户单干的消息后,我父亲1960年就从碧沙岗一个集体性质的理发店(当时他们是自负盈亏)退出来单干了。当时也顶住了不少的压力,我父亲就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来回答旁人的责问。从单位出来单干,一切福利全无,没有什么补贴,出来就出来,一切自己的就业问题自己解决。好在我父亲是一个老理发师,他的技术很好,就开始找地方,支个小理发摊。他经过观察和了解,在建设路南边邮电局后围墙处有一片空地,朝南向阳、围墙挡风,是一块比较理想的地方,支个理发挑子、弄上两个凳子,就不愁没有理发生意做。我父亲选好地方后,就找人平整了小场地,用长竹竿撑上布搭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篷子。没有钱买理发店专用的理发椅子,就用平常的靠背椅子代替,就一个人在那里支摊干起活来了。要说当时是真难呀!支一个理发摊,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创造工作环境。我父亲的理发摊点就在新市场的入口处,西郊农村的老乡们进城卖东西,都喜欢到三厂对面的新市场和碧沙岗市场,理发的客源是不愁的。新市场上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管,用水有人看管,一桶水2分钱。理发需要洗头,我父亲又准备了生铁煤炉专门烧水。每天来理发的人大部份是农村来的老乡,我父亲为人和善、技术好,生意很快就做起来了。理一个发才两毛钱,谁刮胡子多收5分钱,每天做二十来个活,也就五、六块钱。在当时就感到比在集体理发店里收入有增加,就是每天比较辛苦,早上就得带着理发用品支摊、生火烧水,还得走一段路到公共水管处接水挑回来用。当时我父亲已到了40岁的年龄,加上身体不是太好,挑水比较吃力,我母亲休息时也去帮忙挑水。母亲让我上学前(当时,十六中学就在新市场的南边)去帮助父亲挑一担水,我总是十分听话的坚持帮父亲挑水,我父亲有时也顺手给我两毛钱买零食吃。我从小就爱劳动,挑水什么的我也不在话下,一担水挑起来快步如飞,我炼就了比较结实的身体。
    随着时间的脚步一刻不停地前进,我父亲的理发店又来了一个大老刘师傅和他搭伴。大老刘,我们叫他刘伯伯,他的年龄好象比我父亲的年龄大,高高的个子,瘦瘦的,是江苏南通人,也是干理发出身。我父亲平时为人友善,当刘伯伯提出要和我父亲合伙干理发,我父亲就很快地同意了。他们重新扩大了地盘,搭上了简易的棚子,装上了木门和带玻璃的窗户,俨然就像一个比较正规的小理发店了。那时候做小生意的人,只要有一个避雨的地方就行了,生意是不会差的。俩人干活,有商量,活分着干,你干一个,我干一个,水是谁有空谁挑。说实在活,刘伯伯这个人也比较勤快,挑水他总是跑在前头,有时我吃过午饭(当时从不在家睡午觉)就跑到父亲小理发店要挑水,我父亲有时说:今天不要挑了,刘师傅已经挑满水缸了。我就在理发店里留心学学理发手艺,慢慢地我也可以给一些小孩理理发、洗洗头了。
    到了1961年的寒假,由于自然灾害严重,苏联逼债,突然大批苏联专家回国,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重创,国民经济十分萧条。市民的生活更加贫困,粮食供应更加紧张,什么都凭票、凭证供应。虽然政策上有所松动,允许部分小手工业、小自由市场买卖存在,但物质十分缺乏。当时市场上、国营商店里卖起了高价糖、高价肉,私人的猪肉摊上,猪肉要卖到五、六块钱一斤,高级点心我们是绝对买不起的。我1962年考入第十六中学上学,寒假由于生活困难,为了共渡难关,中学放假三个月,从春节前半个月放假一直到4月初才恢复上课。这一段时间我们干什么呢?除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妹外,主要是在我父亲的小理发店里当学徒帮忙。生活再困难,人吃的可以差些、穿的可以破些、但头发长了总是要理的。由于当时西郊理发店很少,国营店要排长队,我父亲的小理发店服务好、价格比国营店便宜五分钱,所以我父亲小理发店的生意还是不错的。大冬天,店里生着炉灶、烧着水、暖暖和和的,来理发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越是年关人越多,有时一天都休息不下来。我也支起了椅子,慢慢地学着给顾客理发了。我的技术学的很快,也可能是门里出身、有悟性,一个月后我的理发技术也就能拿得出来了,顾客也愿意让我理发了。我的推、剪、刮手艺已经十分熟练,我一天也可以理十几个顾客的头发了,所以我们家的收入也多了起来。刘伯伯当时就有些看不惯了,他干活快、但不精、有时毛糙,他就不让我多干,总是叫我干洗头、挑水的杂活。有时我父亲为了让他,就不叫我接活,我就闲下来看小人书。后来我还学会了用刀剃光头的活呢!一个寒假(三个月)下来,我一个人还挣了一百多元钱呢。我们家的生活有了改善,我母亲也舍得买高价油吃了。我记得快过年的时候,除了供应的猪肉外,我家还买了五、六斤高价肉吃呢!扎扎实实地过了一个“肥年”。

使用道具 举报

7922748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本版积分规则

关闭

猜你喜欢上一条 /1 下一条

QQ|小黑屋|手机版|腾讯大豫网    

GMT+8, 2017-5-28 05:21:20 , Processed in 0.442460 second(s), Total 31, Slave 30 queries , Memcache On.

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Inc.